1976年4月，杨振宁带着母亲罗孟华和妹妹杨振玉，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拜访邓颖超。三个月前，周恩来总理在这里去世，享年77岁。杨振宁在此行之前原本打算为周总理的灵位献花，但意外发现并没有灵位，让他感到困惑。因为在纽约的追悼会上，许多华侨及美国友人都以为周恩来会像其他重要人物一样设立固定的纪念场所。邓颖超看到杨振宁，首先对他们在纽约组织的追悼活动表示感谢。杨振宁回应称，出席的人中有许多人从未见过周恩来，但一直关注中国，并对这位总理心怀敬意。这次访国，他不仅是代表自己，还代表那些身在海外的人，向周恩来表达哀思。

接下来的交谈并未仅限于客套。杨振宁心中有三个问题，尤其是第一个让他几乎控制不住情绪。周恩来生前曾明确表示，去世后不保留骨灰，要将其撒入祖国的江河湖海。听到这个决定时，杨振宁感受到巨大的悲痛，因为他与周恩来的关系绝非一般的会面，而是基于长久的信任与温暖。1971年，他重返祖国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谈话时间相当长，话题涉及美国大学的构建、教育理念及基础研究等。周恩来问得详细，听得更在乎，展现出他了解国外教育模式的热情。在宴会上，杨振宁称呼岳母为“妈妈”，而对岳父则称为“先生”，周恩来幽默地纠正他，称岳父也应该有正式称谓，让场面稍显轻松。

这种亲切并不代表随意。周恩来在谈到教育、科学时，也关注国家建设的实际问题。1972年杨振宁再次访问时，强调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次年，周恩来还陪同他拜见毛泽东，并宴请杨振宁及其妻子。因着这些经历，杨振宁得知周恩来的骨灰将全部撒掉时，心中更为沉重。他询问邓颖超是否保留了一部分骨灰作为纪念，邓颖超则诚恳地回应：“没有，一点也没有。”她进一步解释说，周恩来和她早有约定，谁先去世，后者都要遵从对方火化的意愿。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鼓励简化丧葬方式，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也曾亲自选择火化方式。临终前周恩来再次嘱咐她，担心去世后组织会处理安排，自己无法做主。邓颖超只是提出了两点要求：火化要安全，以及骨灰必须完整。有人提议保留部分骨灰放置八宝山革命公墓，但她选择不去同意，表示既然作出了承诺，便要彻底完成。

杨振宁的第二个问题源自纽约追悼会的一张照片，有人将其称作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婚照，而邓颖超则对此进行澄清。两人当年并没有举行传统婚礼，也未特别拍摄结婚照片，那张照片实际上是周恩来参加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的留影。杨振宁又问及周恩来的健康状况，他知道总理晚年生病，却依然负责许多工作，于是直接发问：“总理既然生病，为什么不让他多休息呢？”邓颖超没有单纯归结为“工作需要”，而是说，工作是周恩来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即便身体疲惫，只要能继续处理国家事务，他的心灵反而更加安定；如果完全不让他工作，他会因为不能履行责任而感到痛苦。

这一回答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周恩来的坚守不仅是因外界的要求，更源于他对责任的深刻理解。对他而言，工作不仅是声望的体现，更是国家正常运转的一环。他明白每一份文件、每一次实验、甚至一个保密事项都必须认真对待。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准备期间，他便要求相关人员做好各种预案，即使把握很大，也不能忽略潜在的意外情况，并对保密纪律要求严格，包括不得向家人透露工作内容。

革命年代积累了太多秘密，夫妻之间的交流未必可以面面俱到。病重之际，周恩来曾对邓颖超说：“我还有很多话没有对你说。”邓颖超回应：“我也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两人沉默一阵，邓颖超才轻声说：“那就都带走吧。”这段对话虽然质朴，却深刻体现了他们共同走过的岁月。许多事情未曾说出口，但他们的承诺却通过行动得以实现。因此，在1976年春天人民大会堂中，杨振宁的提问不仅是关于周恩来身后安排的探讨，更镌刻着一个家庭、一位政党领导人及一个时代对责任的不同理解。